十、制度化的思想与体制外的人
思想是不能被制度化的存在，正如人生意义的探寻不能被固定在某种专制权力所强迫的范围之内，独立知识分子天然就是那些权威性的官方大词的批判者，语词一旦变成了洗脑的宣传，它也就丧失了其伦理性的价值。所谓的官方哲学或伦理精神所遵循的是一条传达性的道路，亦即一代又一代系统化歪曲，以谎言与事实参半的方式，歪曲了一个民族的活生生的记忆，历史被扭曲一如现实被歪曲一样，后极权恶俗文化背后的阴影仍旧是对真相及真理的畸形化和小丑式的诋毁，反哲学的哲学意在消除灵魂的存在。笔者曾经著文讨论知识分子角色的认同性问题，并将“自我同一性”的问题与“语词与事实”的功能同一性问题一并阐释。这里所确定的一种同一性的语义学诠释是将真实语言与妨碍理念表达与传达的“拟似”语言区别开来，要想判断反哲学的系统化歪曲，就必须先阐释这类阻碍理性传达，歪曲思维的语词。因为在后极权的概念表中，所谓的同一性与事实及语词的功能毫无关系，它只是作为一种操作性的洗脑技术而存在，哲学及哲学家不再是自由地探索生命“意义”的人，而成为了某种既定思想系统的宣教者，“反哲学”的哲学不仅脱离了生活，也脱离了生活的艺术，更进一步它还成为了实现个人良知及社会正义的障碍。
一旦作为文化传统暨现代性角色认同的哲学因受到权力的干涉而变成了其相反的对立物，系统化的歪曲挤占了真理与正义的表达，而独立批评者则一个接一个被消灭或缄口不言，这一事实往往意味着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灵的枯竭，先是将中华民族的痛楚记忆变成凌乱而眩目的碎片，然后又以恶俗化的“反低俗”来填补精神枯竭所留下的真空。求真求善的理念歪曲成了反理念的操作性手法，事实与真相的同一性被既定的虚拟帷幕所扭曲，于是，流行的话语方式就只剩下了恶俗。恶俗化的民族精神意味着精神上的颓丧，一代人曾经抗争过，又一代人却缄默不语，再一代人只重视实利与享乐；反哲学的精神的交流变得没有实质，求索人生奥义的人注定了其孤独沉默的命运，这不仅意味着个人或者一代人的精神悲剧，这意味着整个民族的集体精神失丧。反哲学的话语已经超越了语义学或思想的领域，它已进展至社会及个体行为的领域，在反哲学的阴影背后是作为主体的“独立个人”的消解，主词变得朦胧化，而且无法与谓词关联起来，“意义”也就失去了它的意义所在。在这种阴影之下想要坚守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唯一途径便是个体化的经验，以这种生命哲学的体验而达成哲学思辨的真理探求。“体验超越语词”的概念化表达，成为超出人类的种族及语言，文化风俗及社会结构的界限区别而达成人类统综的同一性的手段，哲学家唯有通过自身的经历和内省而捍卫独立性的权利，哲学家并不能进行无根据的思考，而面对着痛苦的现实，他也无权隐退到词语所构筑的那种人为的精神世界，他需要在这个充满敌意与虚伪的现实世界中，坚持一种思考的依据，一种伦理性原则的诉求，像那永恒不变的普世价值一样，普遍化的善与正义将由哲学家经过自身的痛苦，从空洞的概念转化成为具体的存在性经验，这一体验将伴随着内在世界的动荡与外部世界的不安，探索性的个人可能会面临着崩溃的危险。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哲学性的思考无法解决也无法回避这种近乎崩溃的分裂性；哲思在今天已经变得边缘化，正如哲学家不可以由学院或哲学系里讲授“哲学”的那些人充当一样，作为语词主体的“哲学”与“哲学家”必须将自身置于某种“批判性思考的结构”中，个人的自我同一性与这个主词密切相关，它不仅仅是照本宣科的释义性的的存在，作为存在者的主体也不仅仅是一种职业化的营生；“哲学”这个主词意味着批判性的功能，“哲学家”这样一种社会角色则意味着边缘化生活的批判性命运。坚守正义、真理与真善的理性探索，其所发挥的力量远远大于暴力与强权。关于“暴力与强权”的主题，我们会悲哀地看到中国人国民根性里对暴力与权力的崇拜，作为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阶层对权力的向往与依附的倾向。追求实利的动机以玩世不恭的面目为掩护，失去独立性的知识分子为强权歌功颂德，对于真善与正义却是一脸的鄙薄。学术的传承早已在历次的运动整人，文化大革命中断代，更新一代的八〇后甚至九〇后的学生们除了沉迷网络的那种“虚拟化的经验”外，对于现实世界中历史性的苦难与个人的悲剧缺乏认知，他们反而在那系统化的宣教洗脑的机器下，变成了愤青式的工具。将有热情有理想又有探索真理欲求的年轻人变成肤浅堕落，只知人云亦云的愤青乌合之众，这是比赤裸裸的欺骗还有残酷的压迫更可耻的行为。
十一、集体无意识：历史如何被“迅速”遗忘
一个秘密警察的世界，犹如监控现实社会的思想，监控着虚拟社会的思想。提及灵魂求索与真理性的问题，就不能不谈及实生活中如何面对种种非义的问题。犬儒化的当代中国思想界早已拜倒在既得利益集团脚下，充当着将“非义”解读为“正义”的可耻角色，他们特别欢在所谓的“批评”中引述黑格尔的名言“存在的即是合理的”来为自己辩护。然而，所谓存在的事物就一定是合理的吗？黑格尔的原义明明是“凡是现实的，就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就一定是现实的。”专制暴力的附庸用欺瞒的手法否定了现实存在中的理性要素，正如他们在宣扬与解读官方化的意识形态教条时，有意抽离去人类存在性的现实依据。个人失去了理性的批判精神，而社会也失去了其伦理性精神对社会风尚的影响，这样的一种现实性存在并不合理，即便是以黑格尔式的论述而言，这样的社会及其政治制度也无法为自身之存在提供合法性的理性依据。所谓的“存在的即是合理的”说法，如果用阐释学的言词来表述这种思想上的阉割化的消解，我们就能发现在思想表述与一般用语的表述中被刻意改变与禁制的真相，曲解文辞的目的正是达成系统化洗脑的催眼性技术之一。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历史正在被人们迅速地遗忘，七〇后的人们很少人能知悉当年的后右以及三年灾害；八〇后的人们被消解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知；而对九〇后的人们而言，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一切都已经被刻意隐瞒。假如历史不能被彻底忘却，那就用这种那种的形式来歪曲它或禁制它，缺乏求真与批判性精神的现况正在引发毁灭性的结果，或公开或曲折的揭示往往反映着人性的扭曲与压抑的状态。以辩证的观点而言，社会在其所宣扬的强制性的“和谐”意识形态之外，已经向其反面走出得太远太远，对立性的冲突在公开的那些虚伪宣传之外，已经变成了其所宣扬之物的对立面。普遍贪腐与丧失诚信再加上对自然资源的疯狂破坏和掠夺，在某个既得利益集团阶层炫耀性浪费的同时，另一个低层受剥削被奴役的阶层却处于疾不能医甚至饥不果腹的状态，隐藏在公共宣传背后的是一种暴力统治的机器，使得人的个体性存在向着单向度的方向趋近。思维不再能够在表面现象与内在现实间作出区分，这样的失去辨别力的情况也反映在关于事实与其愿望，实质与其属性之间。表达思想的语言以及反映现实的行为都被封闭在抽象的概念之中，最直接的那些鲜活的事实在历史性的背景中反而变得了晦暗不明的背景，所谓的“和谐”意识着奴役，正如所谓的“人权”仅仅意味着最低限度的苟活一样。奴性，标志着一种反哲学的无批判无生命的干枯语言体系，在这种语言体系之内，冷酷的工具化操作和压制性的强迫反而变成了合理性的存在，而真实的理性要素却处于被否定被消灭被禁止的敌对状态。
求真的哲学讨论的是存在性或“是”的问题，而求善的哲学讨论的是伦理性或“应当”的问题，哲学需要在纷繁的现象之间揭示出本质性的存在，哲学的探索在人性的潜在性与人格实现的现实性之间筑起了一道桥梁，逻各斯是从存在性与伦理性两方面对于现实化的生活注入其肯定性的要素，作为人生求索的基本条件，作为历史性的揭示与历史化的实现，哲思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旦反极权的社会突破往昔的那种社会封闭与文化禁制的状态，由意识形态宣传部门所主导的官方许可的洗脑性文化就无法以过去那种“阶级与阶级斗争”式的形态所迫其压迫性的影响力，在面对着日趋开放社会的不断变动的社会时，系统化的后极权洗脑文化将阶级性的对立转化成了对崇尚专制与欺骗的所谓“传统文化”的支持，伴随着官员大面积贪腐以及整个社会道德沦丧的是主流学术与世俗对于所谓儒家或国学的复兴：作为被官方化所崇尚的当地官员，前一晚还是正在腐败还在贪污的潜在犯罪分子，翌日就摇身一变戴上高帽子装模作样地成为了祭拜孔子或黄帝之类的主祭官。他们以这样的姿态丑化了曾经庄重而充满虔敬的传统文化，就如以样板戏丑化和歪曲高雅艺术一样，恶俗与低俗，恰恰是“反低俗”的既得利益集团的真实品味，正是他们使得这个社会沦落进了庸俗的大众文化的洪流，典型的例证便是2009年初最火的“艺术家”小沈阳，他以消解性别与恶俗的调侃博人一笑。
十二、当哲思之“实在”堕落为俗世之“实在”
刻意歪曲对过去的记忆，其目的之一是为了给当下的“恐怖与暴政”蒙上一层温和的面纱，就如曾经被学术界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所批判过的民族主义重新在八〇后和九〇后的行为中复活一样，所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大旗不过标志着“爱既得利益集团主义”或爱现行政府主义。语词的歪曲也以同样的方式反映在个体性存在的记忆中，人类对于强权和暴力的天然畏惧被用曲折的方式放大化，使得集体性的事件被矮化成为个人事件，而具有现实性体验的个人事件又被曲解成为空洞的相象。记忆不再起着保存历史的功效，而权力主义则在言语及社会行为的领域中被更新一代的人表达出来。曾经的启蒙主义或启蒙思想走向了其反面，压制人性自由表达与思想批判的反哲学，也成为了压制现实性的抗争与压制历史真相的强暴力，这使得一切与现实相关的学术性探索，都被蒙上了一种政治性的敏感外衣，在设限的范围之外有着太多的雷区，有太多的人或多或少地承认说：与其坚守学术自由与思想探索的精神，不如在实利化的社会中追求自身的实利来得更“实在”些。
将哲学术语的“实在”变成了庸俗日常语言中的“实在”或“划算”；非功利的涉及人类精神界与自然界的探索与内核确定的“实在性”被所谓的“精明和算计”所取代，这样一种反哲学的恶俗化其实正反映着在人类精神深处的那种压制性：它压迫着探索的精神，也同样压制着对现实社会的批判以及对往昔历史的反思。这类反哲学的宣传体系其目的在于最终使得每个活在这种后极权社会的人们都变成“失却记忆的幽灵”。中国式的哲学院系本来就是政治教条的俾女，而在盲目扩招之后“纯哲学”变得更加脱离现实生活，脱离开对一般大众的精神与心灵塑造的影响，一方面在强调市场化的低俗，另一方面在强调宣扬“和谐精神”的恶俗，反哲学成为了当代社会中学术思维的最普遍的思想形态，在这种语境下想要再让哲学变得与现世的人生有所关切，对于当代的现实有着清醒而理性的批判，成为了极其困难的事情。如果本文读者曾与当代中国学术界有所接触，就能很深切地感受到当代学人的这种近乎绝望的心境，思想探索的前景正变得极其黯淡，一片为了迎合暴力权力而疯狂地非理性解构的废墟上，哲学化的建构充满着绝望与悲观的感受。
在目前这样一个失却了社会诚信，失却了信念，失却了生命意义的堕落中国，能否坚持自由思想与理性探索的道路其实就是一个对个体性存在之灵魂拷问的命题。哲思早已不再是学院派那种象牙塔里的精英主义，哲思变成了每一个在这个非善非义的末世，寻求其现实性依据的武器。面对着敌视理性与正义的反哲学思潮，哲思起着缝合起逝去的记忆，将个体性存在的回忆重归于现实性的功用。当对表达领域的压制从一般性的教育到大众媒介再到网络，那被遗忘的历史其实是对于纳粹法西斯或斯大林主义式的恐怖集体无意识。专制性的统治便决定着虚假与恶俗的东西才能在这样扭曲的现实中取得合法化的权力，而谎言则在被重复一万遍之后变成了“真理”，种种无耻的谎言与残酷的暴行在这由“真理”织成的微笑面具后所展现着的是邪恶而僵硬的一个幽灵。这个貌似强大的幽灵所恐惧的正是独立思考的精神，它恐怕批判性的哲思，总是尽其所能地歪曲现实，将存在性的意义扭曲成虚幻的毁灭。在这种系统性的反哲学强制下，真理在这里变得了声名狼藉的词语，人类又在恶俗的自我消解中变得堕落而麻木；真理正如那个可笑又邪恶的“真理部”一样，只意味着邪恶与荼毒，于是大行其道的官方哲学将曾经深刻的记忆变成了“不合宜的存在”而清洗干净，因此在伦理与社会的两个领域中自由的思想都被封闭起来，批判性的力量要想冲破重围，发挥其作为历史意识的影响力，就必须在真理与虚假、真善与丑恶间重新确立现实的理性标准。
十三、小结：打破后极权封闭话语体系的出路在哪里
上述的标准就是哲学在今天的重要意义之一，它旨在打破由后极权统治着的那种扭曲的封闭言语体系，将后极权社会日渐僵化的意识形态曝露出来，以自由的精神迎击那种压制性的忘却历史的思想压迫。必须意识到，哲思本身上世界性的，身处这个世界的个体性存在同时也承当着古往今来一切曾经存在过或将要存在的人类的共同的焦虑和忧烦，这些焦虑和忧烦不仅是因为现世生活的不公与压迫，也是因为形而上的求索所要面对的那种超越性的主题。在互联网以及代理工具日益突破官方网络封锁与监管的今天，哲思在网络的虚拟空间里起着一种联接人心的交互式的功用，这种交互功用与通过纸版书籍的阅读所造成的心灵共鸣的作用几乎一样大。在现实生活丧失了自由之地的国土上，虚拟世界让自由求索的心灵找到了自己的安身立命之地。哲学与反哲学的冲突及抗争，也由现实世界进展至这个网络化的领域，事实真相打破了那些刻意歪曲的宣传性欺骗，一件接着一件地被揭示出来，哲思将在求真求善的理性批判精神中找到自身的语词传达，这便是由邪僻的虚伪，重归于真诚的现实真相的揭露。唯有真实与真诚，人生的求索才不会处于悬置状态，而人心也不会再堕入那永恒的虚无。
二零零九年三月四日
（未完待续）
（《自由圣火》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并保持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