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力图影响实生活的哲思
人生不能永久处于无意义的“悬置”与“虚无”之中，不管现实的处境如何，独立的批判性意识依旧是精神求索者的基本欲求，面对话语权暴力和后极权社会的权力主义，求真的探索并没有完全屈服下来。正如所谓的“山寨文化”并不表现为取代真实的那类虚假的“舆论引导”，它只是以某种反讽的形式反映出所谓主流意识形态引导的分裂性和荒谬性，笔者已经多次著文重申，反极权主义时代的模糊性语言其实就是一种巫术式的系统化洗脑，它隐藏在那些冠冕堂皇的大词背后，故意模糊了真理与虚假的区别；它以那类摆拍，图像修改以及人为制造的种种宣传性内容，取代了真实世界所实际发生的事情。直至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类倾向于扼杀独立思考的话语形式并非真的改变，反极权主义的语言依旧是真理的敌人，在玩弄着以萨满巫术式的洗脑游戏。要知道，严酷的现实世界并非是抽象的宣传口号的堆积，它也不是虚拟世界里的一场电子游戏，追求社会正义的精神，必须以现实性的力量反映人生的真实存在性；而反观反极权主义的专制话语，则是以幕前幕后的操纵性方式，控制着人们的思想，同样控制着人们的表达。
反极权主义的这种以话语及文本构成的控制性，使得每一个活着的有思想的人都被迫成为了主流话语表达的影子；而那些依旧坚持其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少数异类，则被迫成为了游离在社会边缘的漫游者，尽管他们不断发出思考、质疑与批判的声音，这些声音却往往无法传达，或者在传达的过程中被曲解、贬低与弱化。控制性的幕后力量非常擅长以抽象而又暧昧不明的空洞语言取代现实的残酷性，使得受控的人不再关于于现实的真相，更不会对严酷的现实进行反思性的批判。只有当漫游者们在内心深处团结起来，才有可能击破这层阴影的帷幕，哲思而并非社会性或政治性的主题，往往因其暧昧不明而失却了影响实生活的精神力，柏拉图因此才强调说：“哲学就是一场死亡的演习。”当哲学不是作为文字化的学术或谋生的手段，而是必须要面对“人生终极目的”的课题时，死亡的命题或者说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自身的死亡便构成对于人生终极性的目的的直接追问。一部著作无论多么引经据典或者冠冕堂皇都必须要从常识着眼去回答这个人生目的性的问题，这不仅仅是一个个人化的纯粹体验性的存在，也不单单是思辨或形而上学的哲学问题，同时也是与社会及政治理论相关的对于“人类”这个表述成集体名词的共同体的命运的关注。关于“影子及其漫游者”的主题，也是为了在这失却了根据性与真实性的世界寻找沉思“死亡之演习”的哲学命题的那些圣徒。如何在纷繁的语词间，分辨出具有生命的真实理念与虚假宣传性的观念？这是个很具挑战性的问题，即便是再具有批判性思考的人，他也会因为缺乏背景资料，或者是因为词语或文本理解性的误读而错会了概念与文本背后的现实性。处于人生边缘的哲思者，如果盲目陷于烦琐而空洞的哲学命题，往往便会远离现实的活生生的实境，甚至意识不到自身的批判性思维的力量。具有完全独立的人格，以诚实而理性的方式进行批判性思考，而且还具有勇气自由地表达出思考的结果，这一切都并非易事，探寻正义与真理的所在，并不是仅仅具有热情就能做到。
十四、思辨性的哲思与伦理性的精神
从更深切的角度而言，思辨性的哲思无法与伦理性精神分离开来，而反映伦理性精神的道德哲学，也无法与现实性的社会及政治批判划分出两个互不相关的领域。哲思必须要透过层层帷幕而反映出思想者的基本人生态度，他对于伦理性精神的选择，他对正义的定义，以及他对于生与死的存在性问题的答案。只有在生与死的基本性问题上作出了个人的选择，一个人才能回答其他的更次一级的基本性的伦理问题，诸如正义与自由的命题；也只有那些突破了阴影的漫游者，才能用超越生与死的自由去实现世间最具普遍意义的正义：如果还有人在蒙冤受苦，如果还有人被剥夺自由，如果还有人处于镣铐的桎梏之中，那么除非一个人选择与兄弟姐妹同甘共苦的命运，他便无法从存在性的意义上实现这种正义。自我拯救的唯一方式在于每一个人将其自身的生命与所有人的存在性联系在一起，唯有通过这种精神性的内在的团结感，才能实现伦理性精神所要求的正义。而反人性与反对这种普世伦理精神的权力集团则惧怕并因此而压制这种伦理性精神的诉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的真相被掩盖了起来，官方默许的哲学变成了黑话帮凶，或者只是封闭在学院的角落里成为了自说自话的琐碎把戏，身处思想边缘与现实边缘的思想者，甚至连对自身的认同性都缺乏判断力，他又如何去面对整个宏大的世界呢？
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被这种封闭性的黑暗的语词环境所包围，活生生的人就被迫变成了如魅影般的漫游者，由封闭性语词所构成的灌输性概念，造成了心灵的封闭性。寻求真理的道路，其实也是突破上述封闭性的实践哲学的伦理诉求，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身处在这个世界，必然有突破封闭性的冲动，即便是对那些自我认同为沉思与批判精神的哲思者而言，他她也必须在具体的生存性实境中去证实自己的理念，唯有当他置身于能够考验其信念与价值抉择的活生生的世界中，他才可能实现其伦理性的精神。在这个具体的实境中，哲思者面对的是其处身其中的反哲学的敌对性意识，哲思者必须在关于善恶的那种艰难决定中切实地理解其所面对的情境。正是因为上述的特殊性，哲思在被以适当的语词阐释之前，很难实现其“意指”或“所指”的蕴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哲思不是作为空洞的语词而存在，而是以活生生的个体性的伦理实践被阐释；毕竟反极权主义的权威式灌输与宣传，并不包括对于道德伦理诉求的求证，哲人必须要摆脱反哲学强加于他的种种束缚，在极端的情形下，孤弱的个人不得不对抗整个组织化的体制，甚至是公然面对强权的抗争。
从反哲学再度回归于哲思的，是那种强调伦理性精神之实践的哲学。这一哲学强调的是人类总体性的意识，强调所有人及一切存在物的息息相关，以及在这种相关性的维度之下那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个体性存在。人类所面对的暴力与恐怖不仅见于社会现实，而且还有文学暴力与语词的恐怖，伦理性精神的意义被剥夺，空留下了虚假的形式，系统化反哲学的体制造成的阴影就是想在淹没因人类总体性意识所形成的那种公共性精神。毕竟，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不满的人们已经越过网络的牢骚而步入了现实世界：就如“草泥马”之类的反讽性语词脱离了监视性的控制之网，某种隐晦的语词如所谓的“散步”往往变形成了现实性行为的诉求。走上街头的人群，当阳光在其身后投下深长的阴影，不管是示威还是集会用变形化的语词与行为，构成了公共性精神的表达。于是在这种情形下，哲思战胜了反哲学的图谋，给那些空洞的概念重新注入了活生生的实践性，也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真正的伦理性實踐同真正的逻各斯哲思才得以实现。哲学不是什么特殊的玄而又玄的语言游戏，在伦理性精神的公共表达中，哲思构成了严肃的涉及到人类存在性之根本的道义担当。
哲学的演进本身就伴随着语词的迁变，而具有“意义”的哲思必须是伴随着伦理精神的公共表达。反极权主义的反哲学意识到哲思所代表的道义担当是其死敌，因而才以歪曲的形式将社会思潮与政治宣传还有商业营销及工厂化的娱乐业统统搅在一起，仿佛这种歪曲能够以欺骗性的手段带给权力集团以合法性的存在根据。到网络化的今天，反极权主义依旧延续着过去的积习，将人生严肃的存在性解构成表面化的娱乐，打着反“低俗”的旗号宣扬着真正的恶俗，无论是现实社会还是政治性的意识都继续着广告式的咒语，那种以暴力与欺骗混合的马列式的意识形态根据早已失去，新的统治性用商业广告与恶俗的娱乐对公众继续着压迫性的统治。在这样的处境之下，孤独也仍旧是那些坚持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哲思者的共同命运，被阴影所蒙蔽的现实生活景况依然如故，面对种种人生的重大问题，哲思不应该远远地回避开现实的实存性。在古老东方的传统哲思中，宇宙精神无所不容，那种人类与人类，人类与众生，众生与万有那息息相关的一体性，在这宇宙精神中也是无所不在；保守着自我独立性的哲思者，唯有投入于这万有一体的同一中，才可能实现其真正完整的独立性，这便是所谓的舍得——“抛开它，反而得到它。”
十五、求真求善的意志，如何寻求现实世界的坚实根据
正是基于上述的实存性，哲思才获得了其在现实世界的坚实根据。求真求善的哲思首先是一种清醒的自我意识，它既不会被反极权主义的种种歪曲宣传与刻意灌输所迷惑，也不会因自我认识的失当而迷茫。在追求真理与践行真理的过程中，行动中的哲思体现着伦理性精神本身，在这样一个生活节奏越来越快，每个人都在与其他人越来越疏离的网络化的后工业社会里，哲思不能仅仅是一场文学游戏，哲思与哲思性的理念本身就包含着新生命的种子，唯有突破了由反极权主义所控制的恶俗化的大众传媒，求真求善的意识才能在现实世界中找到自身的根据，也只有在这种情形下，个体性存在与其社会性存在才能获得协调一致的一体感，从而以批判性的精神影响现实世界的种种实境。如上种种，构成了在后现代思潮之后，身处反极权主义社会的思想者如何在其理性哲思与严酷的现实之间建立起一道心灵的桥梁，以此解除由上述对立所造成的紧张状态，毕竟而言抽象的语词与宣传化的意识形态，不仅是应对具体社会时的伪敌，也是对于真实思想与批判性精神的伪敌。
由此我们就能发现在这样一种控制性的社会中，真正的求真求善的意志很难得到申张，道德不再出自于一个人的自我认同的责任，而是变成了被某种理论影响或某种“思想”指引的结果；即便是求索哲思性真理的行动，也会被蒙上另一种强制性的说教色彩，而工具性的思想所塑造的那些工具性的人，又被以相同的方式灌输着恶趣一致的“反低俗”文化，因为群体心理学的作用，一般大众对于这种隐蔽的对善恶标准的混淆，变成毫无辨别力，甚至当哲思者对此加以抵抗时，会在一般大众中受到与来自反极权主义压制者的同样大的阻力。哲思与伦理，后极权暴力者与作为既得利益集团附庸的体制内知识分子群体，与占据媒体统治地位的官方话语权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勾结利用的关系。在这一过程中，那些所谓“正统哲思”性的文本仅仅是反映着发既定官方意识形态的反哲学工具而已，话语被以扭曲的形式进行了再阐释，不仅过滤出了所有那些批判性的内容，而且还有意按宣传与洗脑的需要而作出了种种恶意的歪曲。反哲学在取代了实存性的严酷人生的存在论之后，又以同样的手法恶意嘲弄伦理性精神的本体论，而超越性的本体恰恰是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哲思所最为看重的东西。
意识形态的神圣光环早已破碎，然而反哲学的精神在自身的“去圣化”之后，却容不得其他的神圣性的本体。崇尚恶搞的时代文化氛围之下，反哲学将人生哲学以及深挚的宗教信仰精神所具有的超越性的神圣精神，消解和亵渎成了“为反低俗而恶俗”的粗鄙形式，它最为痛恨的便是经由伦理性精神与信仰性精神所传达给人类的那种悲剧感，这是每个个体性存在在其生命意识的历程与反省中所最为珍视的东西。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乌托邦彼岸世界成了小丑样的可笑东西，于是反哲学的阴影就干脆将精神、信仰、灵魂、永恒彼岸之类的理念统统嘲弄亵渎成同样可笑的小丑。存在性的丧失，使得个体性生存失却其依据；而本体性的消解则使得伦理性精神连同哲思一道变成了“反伦理”与“反哲学”。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时代精神，越发显得涣散而迷茫，在经济危机的今天又带出了欲念宣泄之后的疲惫，哲思能否在这一片惯于忘却其历史，缺乏批判性反思的土地上重新向人类心灵提示出那人心亘古不变的永恒性精神呢？以语词或文本为载体的哲思能否反映出人生本然的理念与体验？而传达伦理性精神与信仰性精神的理念与体验，又是否能够通过恰当的语词与文本传达给其他人呢？与反哲学思潮抗争的哲思能否突破其学术圈子的狭小界限，而以鲜活的力量感染他人，并影响人们的人生思考与现实性的伦理实践呢？这是每个求真求善的哲理者都要思考并回答的问题。
十六、小结：问题的解答之一在与突破“虚拟化的真理”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求真求善的哲思必须有勇气去面对充满了存在性艰辛的现实世界以及哲思者在面对永恒本体时的那种自我身份认同的焦虑感。哲思唯有通过直面现实的反思性精神才能在或公开或隐蔽的暴力与谎言面前保持自己的整体性。反哲学并不仅仅表现为语词或文本，它总是与暴力谎言交织在一起，寻找任何可能的机会给真善蒙上阴影，而这类刻意歪曲或扭曲的阴影以虚伪的手段迎合人心虚弱的一面。于是，反哲学的暴力与谎言便在这种“虚拟化的真理”中寻找到自己的根据。纯思性的语词与其概念相分离，而哲思理念又与思想本身相分离，伦理性精神被曲解成了依附着权力意识的作秀，“真理”不再标明存在性事物的精神内核，“意义”不再能被领会，于是人生变得愈益抽象化，所谓的“哲学从业者”习惯了龟缩进了由语词、句式和文本编织成的安全网，正如他们在事关正义的伦理性抉择面前，往往习惯选择退缩与迎合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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