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伦理:个体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的契合点

面对压迫伦理性精神的暴力与谎言,当个体性存在选择的是退缩甚至逢迎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人之为人的存在将自身置于受奴役的境地。反哲学以其必然的暴力强加于人的心灵,其种种扭曲的形式反而被冠以所谓“真理”与“正义”,人同反哲学之死亡的抗争,不仅需要经由求真的意识以其独立而理性的批判力在谎言与谬误中辨识真理,更需要以其求善的意志在现实世界的伦理必然性面前,以其实存性的抉择与行为,挣脱出反哲学之谎言与暴力的奴役。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有太多的诱惑太多的陷阱,使得人在探求其生命“意义”时受到了种种限制甚至是奴役。权力试图压制精神,而精神却不能屈服于权力的统治之下,正是在这个求真求善的过程中,伦理性精神经由其自身的蜕变,由语词和文本进入人的心灵,并由个体性存在于现实世界的行动而获得具体的生命力。如果说伦理性精神也将经历一种类似于辩证发展的历程,那么上述的种种,便是伦理性精神的辩证法。

人们往往将哲思视为可有可无或有空洞玄虚的东西,然而哲思一经实现在现实世界的蜕变,其所展示的伦理性精神的力量,足以引起社会的巨大变动。这就是所谓“思想的力量”。语词与文本可以视为哲思的形式与载体,获得生命力的伦理性精神将构成了类似于“正-反-合”式的思辨性发展,这就是“批判性的哲思-反哲学的暴力与谎言-伦理精神的现实性”的发展历程。伦理性精神异化于现实世界,然后又通过强烈地介入现实世界,影响现实世界从而克服这种异化性的疏离,最终,实践着伦理性精神的个人获得了其个体性存在与社会性存在的合一。“合一”的概念同样也显示着超越存在性的直观现象而于本体的内心展示其实在性,唯一在上述合一的概念下,伦理性精神才能够被其实践者所真正理解并获得恰当的行动。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前提,哲思的语词便仅仅只是空洞的概念或随意摆弄的文字游戏;语词及其文本必须超越这类空洞的概念,才能直指社会现实的存在,如果哲思不能直指人心,与我们每个人严肃的生存感相联系,那么失却现实性的哲思,就更不可能从历史总体的角度,去超越并批判反哲学的歪曲与欺骗了。

以当下的实存性景况而论,后极权主义依旧对很多个体性存在充满着诱惑力,而其奴役人心的形式也愈益隐蔽:反哲学弄得越是精致,越是充满着伪科学性,人们也越是容易在不经意间接纳它,洗脑性灌输只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切断人与其存在性的根基,以便诱骗人们放弃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以狂热的集体非理性压制那所剩不多的批判性的哲思。极权主义盛行的时代,话语权的压制是在封闭性空洞中进行,其所惯用的手段是经由系统化洗脑而实现个人的心灵、思想、身份乃至于衣着的单一化,消泯了个性,也便消泯了独立的批判性哲思与自我担当的伦理性精神;而今,后极权主义以其反哲学奴役心灵的形式变成了以“个性主义”反对真正的个性;以“反低俗”而推行一种真正的恶俗;很多时候,所谓的“非主流”反而构成了某个群体的主流,而当他们一旦真的面对其所追求的自由时,往往又会被与自由相伴的那种可怖的自我担当的黑暗所压倒;甫得自由的人往往会生出相反的渴念,他们会惧怕于自身与自由相伴的孤独;他们如在沙漠独行的游子,渴望重新投入某一个怀抱,只要能不再面对其个体性存在的有限性之可怖,他们宁可再度屈服于后极权主义的统治。个体性存在与其实存性景况的尖锐冲突,不仅仅属于哲思性的由语词或句法结构所构成的文本,其真正的“意义”存在于超越于语词与文本的存在性,这种存在性仅仅属于特定的社会,特定的历史,只有在突破反哲学设下的重重障害,哲思不再作为理念或文本,而是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生命主体时,所谓自由的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十七、 哲思如何变成哲思者本人?

那么下面我们所面对的一个重大的主题便是“哲思能否变成思想者本人?”或者换个说法,“作为客体的哲思能否使得哲思者变成真正的主体?”显然,后极权主义的反哲学呈现的是“伪主体性”,它们惯于以意识形态的理论方法路线方针等等,将鲜活而复杂的人类存在性实景粗鄙化为某种政治信念或宣传口号,反哲学的语词与个体性存在之生存经验完全无关,其被宣扬的目的只是为了在既得利益集团内起表决与站队的作用,因此,它们往往爱用“反低俗”宣扬其一贯的恶俗,正如其以《真理报》得意洋洋地宣扬谎言一样。无论是何种冠冕堂皇的大词,无论它表达的是信仰、宗教、法律、政治,伦理或审美,只有与个体性存在的真实体验无关,那么就只能归于意识形态宣传之类的反哲学。意识形态除了宣传以及宣传背后的暴力之外,并不能起到哲思所能够起的作用,在一个社会中,如果这类反哲学语词泛滥成灾,那往往也反映着其社会成员的内心精神性力量的贫乏状态。哲思通过其伦理性精神将个体性存在升格为具有自由的主体;而反哲学则正好反其道而行之,以其意识形态的控制将本具自由精神的主体的自由与生命统统剥夺,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其暴力的形式往往很系统很隐蔽,反哲学往往将其控制内化,使之变成主流性的社会人格。

至今这种失去其自身的批判性,只是习惯于盲目服从的社会人格依旧是主流,只不过这种了附和或依附于反哲学意识形态的社会人格多了一层犬儒式的唯利是图的商业化面具。极权主义的那个极端性乌托邦的理想已经破灭,而陈旧的观念形态更是无法在今天有什么现实性的影响力。再也没有什么人真的相信那种完美的共产乌托邦的可能性,后极权主义为了继续奴役人,便会寻找其他的办法,至少在最低限度,后极权主义要运用甚至发明某些语词与文本,以便混淆存在性的最高真理,取消伦理性精神的尊严以及人类心灵那本真的自由。这里涉及到语词的指称性概念与其伦理性实在的冲突,反哲学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赤裸裸地贬低人性的尊严与自由,这类概念就如民主与正义一样正在获得其原初的那种语义,于是反哲学对于这些概念的表达进行了重构,以期达到一种伪装的现实性,使得哲思在扭曲之后被政治宣传所代替。

哲思在这样的处境中无法使得理念与行动,以及当下的实存性景况结合起来,失去了存在性根基的哲思也就无法对于现实世界进行有效的批判,如果哲思理念仅仅被局限于在既定体制内的某个“特许”群体,那么哲思就只能是意识形态的附庸,而无法发挥它探索人性,坚守道义,唤醒社会良知的诸多力量。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反哲学不仅动用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种种手段,而且还将现代组织社会学、群体心理学,以及市场营销与广告宣传的手段运用在对哲思性理念的操作上。上述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以某种思想或“去思想化”的手段来维护既定的社会与政治形式,现存的社会实景使得精神性的探索不得不保持与这个界定者的距离,后极权主义往往摆出一副容忍批判甚或对于批评置之不理的态度,然而他们决不容忍对于这个社会的根本体制与意识形态结构的批判,体制内的御用“哲学家”往往按照每次方针的变化而精心构筑某种向全民宣讲的概念,这类概念往往被归结于简单的三个或八个之类的条目,最终变成了每条街道,每个居民小区前悬挂的红色横幅。求真求善的哲思必须要超越这类恶俗化的赤裸宣传所营造的虚幻的合法性,哲思也必须揭示反哲学思潮以种种洗脑式的操作手段,使得人生变得虚假,使得独立思想与自由表达的哲思者被孤立,使得本来具有个性具有思想具有各自追求的个体性存在变得扁平化,甚至是原子化,而社会整体除了在唯利是图的物质主义,以及恶俗化的流行文化工业之外,其总体的精神氛围是压抑而单调的。

因此而言,如下的问题才显得尤为迫切:如何将哲思汇入人心,唤醒每个人本具的伦理性精神?不仅需要有对社会现象的揭示,还要有对既定社会结构的批判,以及对压制性的意识形态强制力的抗争,此外,在笔者看来,更重要的应该是对人性主体的强调,无论是思辨性的哲思还是实践性的伦理性精神,都必须要依托于这个人性的主体,每个单独的人都不可能永远封闭在自己的内心中,正如一个社会永远也不可能被封闭在某种既定的体系中,对于人性主体的强调就如同是让漫游者回归于家园,让影子不再消融于背景的黑暗中,而是在阳光下清楚地映于大地之上。批判性的哲思要以这种方式超越于既定体制的界限而将实存性的现实景况与历史性的反思结合起来,求真求善的哲思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反哲学所使用的扭曲手法再度扭转过来,哲思将重新获得其实在性以确切表达现实世界的种种现存的条件,生命及其历程不再是某种被剥夺了的抽象性,而重归于其现实的具体性,而个人那些孤立的探索也将在更具体的语境下,满足人性深处的伦理性的欲求。

十八、当哲思变成哲思者,他所面临的严酷现实

求真求善的哲思旨在打破当下中国之精神生活的苦闷状况,它所面对的是种种压抑性的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欺瞒与暴虐,这种欺瞒与暴虐力图将思想与思想者永久封闭在黑暗世界的桎梏之内,其实这样的一种举动就已经间接地判定了现存社会之存在的非法性,社会伦理从属于官方化的意识形态,在公然的诸如“以德治国”的口号下推行的是反哲思和反伦理的操纵化的意识形态灌输体系,在这个体系内不需要任何参与者或受统制者出于自愿的赞同,它所需要的仅仅是一种举行表决,全体一致的反讽性的行为艺术,现实本身就是这样一种以反自由推行“自由”,以反民主推行“民主专政”,以反人权推行“第三人权”,以反伦理推行“德行”,以反低俗推行“恶俗”,种种社会的实景已经为反哲学的非法性提供了充分的证明,一旦个人被取消而仅仅作为集合名词“群众”而存在,反哲学式的思想控制也就暗中取消了个体性存在的主体意志。就其语义学上的“意义”而言,无论是人性或主体,都是某种强加给个体性存在的异己之物,而取消主体性的个人便免不了被洗脑,被灌输,被操纵的命运。

虚假的生活不仅会毒化一个人的内心,也会在更严重的程度上同样毒化一个社会,反哲学的意识形态使得人们不再表达其所想,而社会的种种现实性的事态也不再以其本真的面目获得呈现,进入媒体或宣传口径的那些东西往往都是经过刻意的摆拍以及那些往往与其本真面目截然相反的解说词的伪饰,而失去了主体性的个人也在黑暗阴影的暴力压迫下委身于这样一种虚假的意识。反哲学的意识形态往往喜欢夸耀其追求“真理”的实践性的经验主义立场,而实际正是在这种虚伪的夸耀中,现实生活的严肃性与悲剧性被亵渎成了种种恶俗的歌功颂德,以及对现实残酷真相的视而不见。在这种情形之下,真理与虚假掺杂在一起,现实与谎言混淆不清,求真求善的意志对抗着暴虐与欺骗的宣传工具,存在性的生命时刻有堕入非存在之中的危险。所谓的非存在正是反哲学意识形态的目标所在,它使得人在其精神生活上步入虚无的境地,它使得人们对于现实的严酷性变得麻木不仁,它让人们在逃避其主体性的道义担当时找到了貌似合理的借口,于是,反哲学意识形态就以这种方式破坏了生命最根本的存在。“追求真理”与“追求正义”变成了可笑的言辞,而对于主体的“拯救”则变成了现实社会中相反的那类反信仰压制宗教自由的暴力。

求真求善的哲思及其行动担负着人之为人的伦理精神,获得主体性的个人以其道义担当确立着生存的尊严,作为个体性存在的人将按照其内心的真理而不是外在意识形态的强迫采取自由的行动。在这里反复强调的一个主题即是作为存在论的存在无法与实体论的理念分开,而哲思本身在语词与文本之外就是伦理性精神的直接体现,哲思即伦理,而伦理即是哲思。除非达到这样的一种认知与行动的同一,求真求善的哲思者才能以其自身对抗那些反哲学的意识形态与后极权主义暴力的歪曲与压制,某个自称“和谐”的世界并不因其自称而具有和谐的表征,更不可能因自称“和谐”而具有着存在性的先在合法性。哲思本身具有着对抗这既存秩序的倾向,因为它在既定的“和谐”中看到的是分裂与冲突的征象,现象被反哲学的意识形态所歪曲,而真理与非真理的谬误则无法依凭抽象而空洞的语词获得澄清,故此需要再度强调的是:求真求善的哲思唯有从其扎根于词语和文本的语义领域进展到伦理与社会的实践领域,才能参与到现实世界的自由与正义之实现的过程中。在这个严酷而纷繁的世界中,作为独立的个体性存在的人有其自在的实存性,人不能永远将他的影子(影子如前言所述是由语词和文本所构成的那个语义化的虚拟实境的人的摹本)置于刻意弄得混乱不清的黑暗背景之中,这个黑暗而虚无的空洞在不断扭曲真理,压迫人性,否定人性中深切的精神性追求。

十九、小结:真理的道路及其悖谬性的境遇

行文至此,就能就反哲学的意识形态,以及求真求善的哲思对当代学人之灵魂的拷问,作一个阶段性的结语了:就哲思而言,存在性与思想本身是处于扭曲的反哲学的包围之中,这种反哲学自诩为科学的世界观或科学的辩证法,以其压迫性的话语权和现实暴力而压制真理向人心的展现。在其所营造的那种恶意的阴影之中,真理不再是经由个体性存在的求真求善的探索,通过在种种悖谬性境遇中的抉择而实现,“真理”反而变成了在空洞的语词及文本中的指定文辞,变成了在现实世界中对抗事实的某种神圣教条。在其所限定的界线之外,规定个人无权去探索自身所处的世界,它也不允许个人以其天性的求知求真与求善的热望,通过其自己的努力达成具有道义性的实存生活,它强迫那些身处苦难中的人掩饰其自身的痛苦,反而对苦难的现况进行种种言不由衷的歌颂。反哲学的意识形态所真正恐惧的是经由个人的努力而达成的德行,即表达伦理性精神的至善,于是它干脆声称现存的既定的龌龊而黑暗的体制就是至善本身。“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类似的曲解文章的借口总是有不少,然而当哲思越发显出其真理性的力量时,这类空洞的歪曲就越发难以欺骗人们,而这时,被挫败的这个黑暗体制就会干脆撕下伪装的面目,露出其可憎可厌的死亡面孔。

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五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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